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办

在我国，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

四、结语 郭海案是山西省监察体制改革以来，采取留置措施查办的首起案件。[18]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监察委员会调查活动的性质尚未明确，本文即意在对此作探讨，故此处，笔者有意对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活动的调查权和与刑事侦查权对应的行政调查权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尴尬的是检察院很难有效行使该职权，因为检察院尚存的职权难以保障其法律监督机关之权威，除非在宪制层面赋予其更多有实效的监督措施，但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司法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亦须面临重大改革，如此重大的连锁改革在短期内难以实施，因此假若最终采取检察院批准监察委员会逮捕这一设定，应当配套实施其他有效措施与批准逮捕权相适应。检察院必须在7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至于其他调查活动的批准（决定）权，这涉及到谈话、讯问、询问、查询、调取、勘验检查和鉴定等。且在此阶段，当事人有权申请律师介入，一如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侦查、而未提请检察院批捕或提起公诉之时，即可申请律师介入。

[15]施鹏鹏：《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及其限制》，《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如童之伟教授查阅亚欧美主要国家的监察资料后，撰文表示其获得的总体情况是：在各国反腐体制中，职务犯罪调查权（或侦查权）与逮捕权、起诉决定权通常都由不同性质的公权力机关分别行使。第一，在立法权限划分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

[24] 更重要的是，两高拥有广泛的司法解释权。[1]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由上观之，在现代立法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我们对人大主导立法的追求亦不能过于理想化，应坦然接受民意代表机关在进行现代专业化、精细化、纯粹技术性、紧急状态立法时的天生不足。然而，由于人大立法能力的实然状况以及诸多体制性制约因素，追求人大主导立法不能过于理想主义。

（二）立法权的司法化：两高司法解释对人大立法权的侵蚀 在当代中国政治架构当中，最高司法机关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接受全国人大监督。正确认识人大主导立法，务必将其放在与党的领导、政府配合与政协参与的诸多关系中加以理解与把握。

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了行政机关立法权，战后，法国政府提出467件法案，384件通过。[16] 以税收立法为例，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试行的决定》、1985年全国人大又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惟有人民代议机关主导立法权行使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民众对于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才能不断强化法律产品的正当性与公正性品质。[25]在某种意义上，司法解释已经成为相关法律实施的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23] 李舒瑜：《人大主导，多方参与我市建立立法新机制》，载《深圳特区报》2014 年8月4日第 A05 版。[8]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3页。人大代表如果缺乏相应知识背景，没有充裕的立法时间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那么即使有再好的立法制度和程序设计，人大立法能力也难以获得实质提升。二、人大主导立法状况的实然分析 观察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中国立法发展，一个显豁的事实就是，人大立法权、尤其是大会立法权的弱化、虚化态势以及政府立法权的高度膨胀。

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人民代议机关对一些全局性、基础性的立法过程的主导来完善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使得国家改革决策与公民利益诉求之间有更多的交叉和共鸣，从而使改革方案更具系统性、协同性，进而赢得强大的社会支持与现实力量。在部门主导立法的过程中，立什么法、什么时候立法，立法的原动力与立法需求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感知与动议，并非来自社会公众的诉求与表达。

[35] 秦前红：《人大主导立法不能过于理想化》，载《人大研究》2017年第2期。立法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附带品和权宜之计。

[17]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言：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托之权，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二）影响人大主导立法的自身制约因素 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的弱化虚化现象与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方式和人大代表的构成情况也密切相关。议员只能在每星期五早上提出议案，而且能通过成为法律的微乎其微民进党的转型正义并非始于蔡英文政府，也并非由民进党独立推动和完成。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进一步，当台湾民主逐步丧失涵育它的文化保守土壤而日益裸露出激进、暴躁和盲目的虚妄之根时，台湾现时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优势甚至台湾式的小确幸恐怕就将成为海中浮冰。

在政治权力的放任之下，台湾课纲改革已显示出弱化中国史观、美化殖民史观的倾向，不去认真讲述千年的中国史，反而高度重视50年的日本殖民史，弱化中国史的主体史地位，处理上基本不提日殖，反复徘徊在日据和日治之间。何去何从，在判断上并不困难。

台湾害怕被矮化，害怕一国两制的统战效应，而竭力以本土主义史观和台独主义立场确证自身身份与政治前途。特朗普当选后，台湾一度找不着北，对这位民粹式总统缺乏研究和预案，更难说得上有多少亲和。

也因此，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国宪法的自然演进，国民党从革命党及法定执政党而一转为民主宪法下的竞争性政党之一，本应享有宪法的平等保护和政治参与的平等权利，但加速者批判性劫持了民主化全部成果并在转型正义框架下有滥用倾向。结果很可能是转型正义过度、文化优势削弱和安全保障欠缺，与台湾民主及人民福祉背向而行。

历史上，有些问题，其获得解决的意义远小于解决过程所获得的民族成熟、政治智慧与国际秩序新成果。石教授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及蔡英文美国面试类同殖民地总督述职。我们有理由审慎乐观地期待台湾的良知学者、理性政治家、温和的民众能够善用台湾的传统文化资源、宪政民主体制与公共理性文化以有效制约全面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寻求替代和渐独的权力欲望及社会空间里虚妄对待历史文化、自我挖根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冲动，建构一种本于两岸关系、面向亚太及全球的中道政治文化形态，继续保有及扩展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优势。蔡英文以维持现状模糊消解九二共识固然是两岸关系的倒退标志，需要严厉针对，而另外一种维持现状可能就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无所作为，只享受经济优惠，不承担宪制建构义务，不推动九二共识的具体制度化。

然而，文化台独是没有代价的吗？ 2016年6月，台湾著名儒家学者李明辉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严重的文化警告：台湾的去中国化在文化上是错误的，有可能导致台湾式文革，使台湾丧失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一）新朝贡论的短长 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一个中国，这是现代民族国家之主权思维的逻辑产物。

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马英九先生在2012年就职演说和后续的国际比较法协会研讨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的但也富于争议性和开放性的论述，其要点如下： （1）一中各表的具体化，明确表述为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

台湾民主若保持多元活力和理性，最终应当对蔡英文政府的决策调整有所制约和引导。所谓经济自主性，在两岸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是有特别含义的，即台湾经济相对于大陆市场的依赖性被控制和降低到一个可预测和可调节的范围之内，不使经济关联和利益互持对台湾政治决策产生结构性影响。

一个主权、多个治理体系可以成为两岸统一之后普遍描述整体中国框架内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政模式。其中的一国不是具体国号或政府意义上的，而是宪法主权意义上的，可以具体解释为中国，其唯一正当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所谓中美有效管控大国关系风险，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激进台独的共同遏制责任。越南就加入了美国主导的TPP。

行政系统，在蔡英文的总统负责制之下，民进党有效填充各主要职位，严格把控了行政权。两岸宪制危机还触及深刻的战后国际法秩序、地缘政治秩序、经济体系重构及中美全球性权力平衡问题，考验两岸人民之政治定力与宪制智慧以及在宽泛的一国两制框架内寻求制度创新与突破的实践理性。

文化台独以政治凌驾文化，将塑造出一个单薄的台湾。台湾民众可能认为改名字和改教科书式的转型正义不彻底，然而在台湾公共机构和教科书中普遍取消中正、中华等文化行政措施已经触及重大的历史认同与观念革命，尺度不可谓小。

蔡英文拒中的政治意志，其基础固然包括台湾本土民意，但美国的支持是关键因素。而台独直接挑战了这一原则。